杜衡叛变前后

杜衡，曾担任红26军的政治委员，其背叛行为对陕西的地下党组织、陕甘边区的革命根据地以及红26军自身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

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终至沦为可耻的叛徒，此现象首先揭示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在选拔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重大缺陷，亦暴露了杜衡个人品质的极端恶劣。他专断独行，作风跋扈，拒不接受任何不同声音；他畏惧艰辛，不愿与红军指战员并肩作战于山区，在担任红26军政委期间，竟三次以各种理由擅自离队；他欺上瞒下，在决定红二团南下的关键问题上，既未向上级省委请示，也未与广大指战员充分沟通，压制反对声音，最终导致了红二团的覆灭。

政委离队

1933年，王明路线主导全党。

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红26军政委杜衡，原名杜振清，亦称杜励君，他坚定不移地贯彻王明路线，大声疾呼“抵制上山主义”“摒弃梢林主义”“摒弃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必须从党内清除”。在那年的五六月份，他煽动红26军第二团——当时红26军仅此一支队伍——离开陕甘边照金根据地，孤军深入至敌军势力雄厚之渭华地区，而他自己则借口离职，潜入西安。结果，红二团三百余人几乎全军覆没，到了当年的十月，返回照金根据地的仅剩不到二十人。

正当红二团在终南山遭遇惨败，众多指战员在渭华地区英勇牺牲之际，他们未曾料想，自己的“政委”竟在西安沦为可耻的叛徒。

回顾杜衡在决定红二团南下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一系列行为，不难看出，他利用极左的言辞掩饰着自己对革命事业失去信心的真实心态。这实则预示着他正逐渐滑向背叛党派的边缘。

1933年五月，杜衡自西安归来，抵达照金根据地。此时，敌人对红二团及照金根据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围剿”，杜衡力主撤离照金根据地。

5月25日，陕甘边特委与红二团党委举行了联合会议，旨在商讨部队未来行动的具体计划。在会上，杜衡提出，鉴于照金地区敌人势力雄厚，我军难以坚守根据地，他主张部队南迁至渭华地区，开辟新的战略基地。他提出了四项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首先，渭华地区因渭华起义的影响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其次，该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扎实，民众觉悟较高；再者，人丁兴旺，资源丰饶，有利于红军的壮大；最后，与红四方面军及陕南红29军的协同作战，有望截断陇海铁路，对西安构成直接威胁。

刘志丹等同志坚决抵制南下的提议，力主坚守陕甘边根据地，依托桥山山脉中段，积极拓展并巩固我们的根据地。面对杜衡的观点，刘志丹毫不妥协地进行了反驳。他指出：“渭华暴动遭受重创，当地民众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弥漫着失败的阴影。我们倾注心血创建的根据地，岂能轻易舍弃！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建设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必将逐渐转好！若红军脱离根据地，无疑是自掘坟墓。”

杜衡未待刘志丹的话语告一段落，便粗鲁地给他冠上了“一贯右倾”的罪名。面对杜衡那看似“左倾”实则偏颇的言辞，与会的大多数人感到困惑不解，除了刘志丹，无人能找到合适的言辞来反驳。而刘志丹所提出的正确见解，亦被他轻率地贴上“右倾”的标签，进而遭到压制。在那个时期，党内同志最忌讳被指责为“右倾”。杜衡身为红26军的政委，实为军队中的“掌舵人”，其南下的渭华错误主张，最终以组织名义确立。

5月29日的拂晓时分，红二团隆重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在会上，杜衡与刘志丹两位领导分别发表了简短的激励演讲，随后，部队便踏上南下的征程。

5月30日，红二团从淳化县桃曲塬的桃曲塬启程，途径凤凰山，沿着爷台山与方里镇之间的路线直下，行程逾百里，最终抵达三原县二台，与由黄子祥、张秀山指挥的渭北游击队实现了会师。红二团党委与渭北游击队在此地联合召开了联席会议。在会上，杜衡向渭北游击队的同志们推销了他关于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及“四大有利条件”。然而，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层对此表达了不同意见，并劝诫红二团慎重考虑，避免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然而，杜衡对异见充耳不闻，坚决拒绝任何劝阻，反而执意要求红二团火速南渡渭河。

翌日破晓，部队启程，于午后抵达三原县的长坳。黄昏降临之际，我们抵达了名为寇家庄的村落。

晚餐过后，红二团即将启程，杜衡突然提议前往西安向省委汇报事务，并表示汇报完毕后将沿着大路追赶部队。在战事前夕，政委的离队令刘志丹与团长王世泰感到异常，心想：“我们刚完成南征，杜政委为何此时选择离去？”尽管如此，鉴于其上级身份，他们还是表示了同意。随后，部队集结，杜衡发表了讲话。他再次阐述了回西安汇报的原因，并宣布在离队期间，由汪锋暂代红二团政委职务。

此刻，他已将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与四大有利条件”抛诸脑后。那些空洞的理论与政治口号，不过是用来对外宣扬、让他人付诸实践的工具，而他自己，却在战事即将爆发之际，选择了逃避。

杜衡从红二团借得一头毛驴及些许银两，毅然独自离队。他心中所思所想，无人能够窥见。

得知红二团南下的消息，陕西省委深感震惊，担忧此举将使红二团在渭华地区遭遇不测，遂立即派遣省委书记袁岳栋赶赴三原县以阻止这一行动。袁岳栋抵达三原后，恰逢杜衡，于是与三原中心县委的负责人赵伯平、刘映胜紧急召开会议，传达省委的指示。在会上，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对于红二团南下这样重大的决策，杜衡在事前并未向上级省委请示，他再次展现了其玩弄权术、欺瞒上级的卑劣手段。

本次会议作出决议，委派赵伯平同志通知高陵县支部，务必在高陵县境内对红二团实施拦截。然而遗憾的是，待命令送达高陵县支部之时，红二团已顺利渡过渭河。

“畏惧生死—成为逃兵—沦为叛徒”，杜衡的人生轨迹便沿着这样的轨迹偏离了正轨。

祸起福盛楼

杜衡叛变前，陕西地下党发生重大事件。

事实上，王明所秉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党的白区工作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西安的地下党组织频繁召开集会，公然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甚至在电线杆上悬挂红旗。此类“左”倾的盲目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警觉。国民党军队与警察在西安市的大小街巷及各城门楼上增设了双重岗哨，架设起机关枪，加强巡逻，对过往行人实施严密盘查，并对共产党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

在1933年的三四月之际，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程建文，化名陈建中，不幸遭到敌人的抓捕。国民党当局将他押送至南京，并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最终成功收买了他的忠诚。然而，当时的陕西地下党组织对此事尚一无所知。他们误以为程建文在大革命时期曾经遭受过一次逮捕，并且在那次事件中表现良好，并未叛变，因此，错误地认为这一次他同样能够经受住考验，未对形势保持应有的警觉。

这种疏忽大意，给陕西省委及地下党组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化名“小章”），与省委委员杜衡、红26军政委，以及省委宣传部长贾拓夫、军事委员高岗等要员，于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的福盛楼饭馆内举行聚餐，此举旨在隐蔽身份，共同探讨王泰吉率领部队起义并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后的战略发展方向。

福盛楼饭馆坐落于西安市中心繁华的闹市区，人潮涌动，车水马龙，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在这喧嚣的人群中，可以巧妙地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地下党组织便将此地选为秘密联络点，常以聚餐为名在此会面。然而，程建文叛变后，却出卖了这个隐蔽的联络场所。

袁岳栋、杜衡、贾拓夫、高岗，这四位非同寻常的“食客”步入院中，周边潜伏的密探在程建文的示意下，瞬间如同闻到猎物气息般，兴奋情绪油然而生。为免惊动对方，他们并未轻举妄动闯入饭馆，而是将福盛楼严密包围，静候“猎物”们的现身。

敏锐的贾拓夫率先察觉，饭馆外徘徊着数名形迹可疑之人，他们既未踏入店内，亦未离开，他低声对众人提醒：“不妙，外面有‘狗’，大家各自散开。”话音刚落，他便转身前往前台准备结账。

关于贾拓夫与高岗如何成功摆脱特务的严密监控，流传着众多说法，其中以下这一“版本”尤为为人所熟知。

当贾拓夫离席结账之际，袁岳栋与杜衡亦起身向出口走去，却不料正撞上早已潜伏在门外的特务。正当这些特务正忙于对袁、杜二人进行抓捕时，贾拓夫迅速镇定心神，把握时机，从容不迫地走出大门，迅速融入人群中。身材魁梧的高岗则奋力击退了两名试图将其擒获的特务，随后从后门翻墙逃逸。

此言颇具传奇色彩，恰恰迎合了贾拓夫与高岗二人的性格特点。贾拓夫温文尔雅、智谋过人，而高岗则勇猛果敢、力大无穷。回顾1935年9月的榆林桥之战，时任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高岗，曾挥舞大刀、袒露胸膛，奋勇冲向敌阵。此刻，在饭馆的狭路相逢中，勇者得胜，他无畏无惧，敢于挺身而出，其行为显得既合理又令人信服。

综上所述，“福盛楼饭馆”事件中，国民党方面有两人成功逃脱，另有两人被成功拘捕；被拘捕者包括袁岳栋与杜衡。

脱险后的贾拓夫，当日下午便匆匆赶至西安市甜水井48号，此地为西安市委的机关所在地，亦为省委领导们频繁聚会商议事宜的场所。

薛和昉见贾拓夫表情难得地显露出紧张，关切地询问：“有何紧急情况？”贾拓夫随即向他详细描述了刚才那惊心动魄的场景，催促他立刻搬迁住所，并紧迫地强调：“务必迅速行动，做好最坏的准备。”

在残酷的地下斗争中，贾拓夫深刻领悟到，一旦党内同志被捕，就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杜衡与袁岳栋均对此地了如指掌，他们深知，纵使万无一失，也不能掉以轻心。

正如预期的那样，最糟糕的情形终于成真，袁岳栋与杜衡被捕后，竟选择背叛。

作为陕西省委主要领导的袁岳栋与杜衡，肩负着陕西党组织的重要机密。特别是杜衡，他昔日曾身兼陕西省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要职，被捕前更是红26军政委及红二团政委。他的变节，其恶劣影响难以估量。

一方矢志不渝，誓将继续为党旗下庄严宣誓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战；另一方却将昔日战友的生命视为自己投靠新主子的筹码，以期望未来能够平步青云。在这场关乎无数共产党人命运的竞赛中，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争分夺秒，竞相加快步伐。

贾拓夫在紧急通知薛和昉迅速撤离之际，携带着一包至关重要的文件，确保其不落入敌方手中，以避免对党组织造成进一步的损害。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诸多后续事宜亟待处理。他与薛和昉商定，次日清晨在莲湖公园的门口会合，共同商讨应对之策。

他还特别交待薛和昉妥善安排市委的两位女同志，周凤鸣与任雪琴。周凤鸣是程建文的妻子。然而，贾拓夫和薛和昉尚未意识到，程建文已经投敌，正是他一手策划的“福盛楼事件”，几乎彻底摧毁了陕西省委。

马车“出卖”了薛昉。

薛和昉目送贾拓夫离去后，迅速将剩余的宣传资料与油印机一同装入一个木箱，并将其寄存于同乡薛亚宣的家中。翌日破晓，他们从对面的车马店雇来一辆马车，将周凤鸣和任雪琴送至咸宁学巷11号，那正是市委的新址。当时，西安市的大街小巷大多是泥泞的土路，汽车极为罕见，而大街上行驶的马拉大车，则如同现今的出租车一般。

令薛和昉感到出乎意料的是，那辆马车竟然“泄露”了他们的秘密。

杜衡被捕翌日，便供述了位于西安市委机关的甜水井48号地址。

当日上午，国民党中统特务黄肇南、夏友农等紧随叛徒程建文脚步，直扑目的地。然而，当他们抵达时，却发现人去楼空，屋内仅余几件零散家具，地上散落着未及整理的油印纸张，锅中尚留有未及食尽的残羹剩饭。这一切无不彰显薛和昉等人离去时的仓促与匆忙。

“各位，快来一观！”程建文指着门前的马车留下的痕迹，再指向对面的马车行，特务们瞬间领会了他的意图，如同饿狼般地涌向那家马车行。

黄肇南、程建文、夏友农等人在店老板的指引下，抵达西安市南门附近的文庙周边，迅速地找到了位于咸宁学巷11号的地点。

周凤鸣与同伴任雪琴踏进咸宁学巷11号不到一小时，目光敏锐地扫过面前这群不请自来的客人，竟意外发现，失踪已超过四个月的丈夫赫然在列！随同丈夫前来的这批人，从服饰装扮到神情举止，无一不显露出与己格格不入之态。

在惊疑不定中，周凤鸣的内心如同乱麻一般，难以理清思绪。程建文走到她身边，轻声细语道：“你受惊了。”

相较于惊慌失措的妻子，程建文显得异常冷静。他仿佛置身于自家之中，款待来宾般地向黄肇南介绍道：“黄先生，这位便是我的妻子。”

黄肇南带着几分虚假的热情道：“程太太，能找到您确实颇为不易。如今，您和程先生终于得以团圆。久别重逢，胜过新婚燕尔，不知你们有多少话想要倾诉。程先生，你们在屋内畅谈，我们这些兄弟便在院子里品茗、吸烟。”

一小时后，程建文及其夫人步出屋舍，周凤鸣面颊尚留有泪痕。特务们并未撤离咸宁学巷11号，他们已在此设下埋伏，静候新的目标降临。

薛和昉为周凤鸣与任雪琴安排妥当新居之后，忽然意识到，两位女同志刚迁入新居，尚未来得及发放生活费。怀着满腔热情，他未及深思，便径直朝咸宁学巷11号前行。

踏入门扉，他敏锐地察觉到庭院中任雪琴的神情显得异常，与她往日的热情大相径庭。转眼间，他惊讶地发现，失踪已久的程建文竟与周凤鸣一同在上房与几位陌生人交谈。他立刻意识到事态必有变故，于是将原本打算送给周凤鸣的烧伤药递给了任雪琴，随后以有事为由，转身快步走向门外。一出大门，他便迅速跑向右边的一条小径。

潜伏在庭院中的特务几乎同时冲出，朝着薛和昉逃窜的方向连发数弹，终于在一片小柏树林的转角处将其截获。

薛与昉被捕了。

小车家巷19号

国民党的牢狱，成为检验共产党人意志与信仰的试炼场，真革命与假革命，一目了然。

在一段闲暇时光里，薛与昉偶然目睹，程建文竟置身于国民党特务群中，谈笑风生。未几，程建文亲自与他交谈，言道：“国民党近期成立了一支新派别，其性质亦属革命。只要你遵从他们的指示，如实回答所有问题，便有望加入该党，从而重获自由。”

直至此刻，薛与昉方始察觉，程建文已然叛逃。

薛和昉心中暗忖：“不论是新派还是旧派，归根结底还不是国民党，百姓都称其为‘刮民党’。程建文，你对国民党的本质难道不清楚？以前你不是这么向我们传授的吗？怎么现在就忘记了？”

他内心深处对这位叛徒充满了厌恶，然而嘴上却故作宽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未曾想，几个月的离别，程兄竟有了如此显著的‘进步’！”

程建文：“识时务者为俊杰。”

薛和昉：“身为省委组织部部长，您是我的直接上级。关于我所知晓的一切，您都已尽知。既然您已言尽于此，我自当无话可说。”

程建文困惑地回应：“对于最近这几个月的情况，我实在是不得而知！”

薛和昉调侃道：“官职高的人自然见多识广，袁岳栋和杜衡他们不也在呢，轮到我那可真是有点过早了。”

程建文质问道：“作为最后到场的你，贾拓夫和高麻子去向不明，难道西安市在你管辖之下，你竟一无所知？”

薛和昉心中一震：“这叛徒心肠竟如此狠辣，竟欲一举将陕西省委连根拔起！”他强行按捺住胸中的怒火，转而用轻松的口吻戏谑道：“若他们两人也加入其中，那省委的阵容可谓是空前齐整了。”

程建文表情显得很不自然。

何不布下迷魂阵，助他脱离追兵的纠缠。于是，他对那叛徒言道：“至于高麻子的去向，实不知情，贾拓夫……”

他有意将“西安莲湖公园门前”称作“世界日报社门前”，并将原定的上午会面时间误报为下午。

莲湖公园坐落于西安市的西侧，而世界日报社则位于城市的东侧。一东一西，加之时差的助力，贾拓夫得以拥有充裕的时光，躲避敌人的追捕。

1960年，卫生部对此段历史展开审查之际，贾拓夫于3月20日向中央组织部提交了一份证明材料，文中明确记载：“……曾与薛和昉约定于莲湖公园会面，我如约前往，却未遇见薛。数日后，方得知他已被捕。我在莲湖公园并未遭遇任何问题，现予以证明：薛和昉在此期间并未出现问题，至少在他被捕后，并未提及与我见面的情况。”

“福盛楼事件”堪称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特务机构所进行的抓捕行动中，涉及陕西地区共产党员人数最多、身份级别最高的一次，且此类事件实属罕见。

为了实现对这批特殊犯人的集中监管，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西安市选定了位于闹市之外、鲜为人知的地点——小车家巷19号。此处被迅速围上铁丝网，增设岗哨，并改造为一所临时监所，用以关押所有被捕获的“共党要犯”。在这批囚犯中，除了袁岳栋、杜衡、程建文三名叛徒外，还包括薛和昉、金理科、张宏博、张端人、魏光波等人。国民党意图借助这三位叛徒“扩大战果”，一方面让他们撰写材料，另一方面开展策反活动。在这三名叛徒中，杜衡对陕西地下党、陕甘边根据地以及红26军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尤为严重。

在某个放风之际，薛与昉趁监管者疏忽，偷偷接近袁岳栋，质问道：“你为何将市委的地址泄露给敌人？难道这不是背叛了信仰吗？”

袁岳栋坚定地回应：“那是由杜衡叛变后透露给敌人的，并非出自我的口述。”

匿于小车家巷19号之人揭露，有一特务专与杜衡保持联系，频繁与其交谈，窃取其所撰写的资料。杜衡被安置于这所临时监狱的前院，享受着特殊的优待，而其他“囚犯”则被关押在后院。为迎合国民党，杜衡撰写了一部厚重的册子《陕西共产党沿革》，其中详尽揭露了中共陕西党内的机密，背叛了党的组织及众多地下党员。国民党依据其提供的名单四处搜捕相关人员。

他恬不知耻地对着被囚禁的往日战友训斥道：“既然我们已被捕，便应迅速‘转变’！须得清楚，这是‘转变’，而非共产党所宣称的‘叛变’！”

杜衡发布“脱党声明”

分别是“小章”（袁岳栋）、杜衡、程建文、金理科、张培述、冯光波（冯鸣玉）、高潜云（高风云）、朱明、刘明达、薛和昉。其中，除三名叛徒外，金理科、张培述在解放前已故，事迹无法查证；薛和昉、高潜云、刘明达均明确表示，他们事先并未见过这份“宣言”，也未签字，只是后来在《西京日报》上偶然发现“脱党宣言”及其姓名。

薛和昉之子薛铁伦在《黄河边纪事》中记载道：“数日后的黄昏时分，监狱长徐金柱递来一份由杜衡执笔并亲笔签署的‘脱党宣言稿’，宣称：‘若尔等肯如杜衡般落笔，即可即刻获释。’随即强迫狱中众人签署。起初，有人签字，也有人拒绝。然而，我父性情刚烈，决意连瞥那份‘脱党宣言稿’都不曾，更遑论在上面签名作证。敌人虽未再言语，但数日之后，他们便将‘脱党宣言稿’以及所有签署者的名字刊登在当地报纸上。同时，他们还将父亲在监狱登记表上的名字临摹后一同登出，意在宣称这些人已脱离共产党。这显然是敌人设下的离间之计！”

1933年《西京日报》上刊登的“脱离共党宣言”显然是叛徒杜衡和国民党特务机构合伙炮制的阴谋。曾担任过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杜衡熟悉共产党的纪律，他知道，一旦在报纸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即使日后想再参加革命，也很难取得党的信任。因此，他采用卑劣的手法把那些不愿意叛党的革命者和他们这些叛徒的名字“捆绑”在一起，把水搅浑，既给他们这伙叛徒壮了声势，又想阻止不愿意叛党的同志继续革命。

共产党员经得起考验。

刑满释放后，薛与昉重返故里韩城县。他们迅速与县委书记薛亚杰，以及段洁、冯树勋等地下党员取得联络，详尽地叙述了自己被捕与获释的始末。随后，韩城地下党组织接到了省委的指令，决定恢复薛和昉同志的党籍，且党龄自1930年他入党之日起连续计算。这表明，党组织对他的狱中表现进行了审查，确认他未曾背叛信仰，依旧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

薛和昉出狱

“如今他们拥有了充裕的时间，就让这些男女情爱的言情小说，逐渐侵蚀他们的斗志吧。”

长久封闭并非良策，关键在于将那些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转变为国民党的成员。此乃孙子兵法中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策。

自袁岳栋、杜衡、程建文三位陕西省委最高级别领导人相继叛变以来，监狱方面对其他“犯人”的审问变得懒散。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已无更多秘密可言，尤其是杜衡所著的《陕西共产党沿革》一书，对从组织架构到人员配置的陕西省共产党情况进行了详尽披露。

“那个‘脱离共党宣言’，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就算放你出去，共产党还敢信你？”

监狱当局这样想。

推动监狱当局对薛与昉作出释放决定，亦存在一个偶然的促成因素。

薛和昉在青春年华之际，遭遇父亲不幸患上伤寒，他毅然返回家中，悉心照料。在这段日子里，他潜心研读中医中药的典籍，并虚心向一位堂叔求教。这位堂叔乃韩城县颇有名望的中医，见侄儿对医学的热爱与执着，便欣然收其为徒。每当出诊之际，他都会有意带薛和昉同行，一边为患者把脉问诊、开具药方，一边向他传授医术。通过这种方式，薛和昉逐渐掌握了中医的精髓。投身革命事业后，他凭借所学医术为战友们疗伤治病，被亲切地称为“革命郎中”。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曾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几位领导诊断病情、开具药方，疗效显著。此后，薛和昉被委以重任，担任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一职。

此乃后话。

提及薛和昉在位于小车家巷19号的拘禁期间，恰逢监狱长徐金柱不幸染上痢疾，终日频繁奔往厕所，其状甚是狼狈。尽管连续服用西药多日，病情却未见起色。徐监狱长偶然听闻薛和昉精通中医，遂登门求医。薛和昉为他开具了一剂药方，徐监狱长服用之后，病情迅速好转。

一日，病情显著好转的徐金柱特地前来致谢，由衷赞叹：“竟未料到，共产党之中竟藏有您这等杰出人才！”

薛与昉察觉监狱长情绪愉悦，遂顺势接话：“医者本不应问及患者出身，能治好病便是首要。然而，我这里有一难题，不知徐先生能否施以援手？”

徐金柱：“尽力帮忙。”

薛和昉感叹道：“自我被捕入狱，家父不幸离世，尚未安葬。家人正期待着我归家以料理后事。常言道，入土为安。若我能够早日回归故土，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父亲的孝道。”

徐金柱听后，便答应下来。

在那重获自由的日子里，徐金柱将薛和昉带至西安市东大街的一家旅馆，托付给了一位名为张培元的人物，并安排他们一同踏上归途。张培元虽籍贯位于与韩城县接壤的合阳县，却任职于石泉县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职位。显而易见，徐金柱挑选这样的“同行者”，实则存有暗中监控的用心，以防万一上级追查，他能借此推脱责任。对张培元来说，徐监狱长交付的这个“共党”并不属于他的辖区管辖，于是便无意过多地尽起责任来。此情此景，无疑为薛和昉成功摆脱监控，平安返家提供了契机。

薛和昉重返故土，与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后，便毫不犹豫地投身于革命斗争。他先后两次变卖个人财产，全力支持革命事业。第一次，在1935年年底，他慷慨解囊，资助了韩城地区的武装起义。第二次，他毅然决然地将祖辈遗留的三座水磨和二十余亩良田出售，加上上次所剩的款项，总计四百余块银元，悉数用于购置制造枪械的零部件，为共产党领导的韩城游击队提供了坚实的装备支持。

1936年，薛和昉历经波折，终于抵达了他梦寐以求的关中苏区。西安事变之后，他先后出任红军与八路军在旬邑县、淳化县的募补处及办事处主任，以及关中分区专员公署的主任秘书等职务。

三原党组织遭难

杜衡叛变之事后，中共三原县党组织承受了最为严重的损失。

三原县坐落于陕西省的地理中心，鉴于其位于渭河之北，亦被誉为渭北的地理枢纽。该县南至省会西安不足百里，东接渭南华阴，西临甘肃边境。由此可知，西北部是连绵的山脉，东南部则是广阔的平原。三原县在陕西省的地缘战略地位显而易见。追溯至大革命时期，三原便成为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的核心区域，时任靖国军司令的于右任亦在此设立大本营。大革命虽告失败，但共产党在三原地区的力量却迅猛增长，成为陕西土地革命时期斗争的核心地带。早在1929年，中共陕西省委便将三原地区确立为党的中心工作区。自1931年起，中共陕西省委着手在三原开展巡视工作，指导当地的发展，当时的省委要员如杜衡、李杰夫、程建文等纷纷莅临三原进行指导。自1928年起，三原便开始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1930年5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以三原、富平为基地，发起游击战争。1931年8月1日，在三原武字区成立了渭北游击队，随后，武字区革命委员会也应运而生。同年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紧接着，中共渭北特委也随之成立。1932年12月，中共渭北特委撤销，转而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负责管理三原、高陵、富平、耀县、泾阳、淳化六县的党的工作。从1928年至1933年，三原成为党领导的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

1932年3月，杜衡莅临三原县进行工作检查与整顿，对该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当时活跃在三原的渭北游击队在1933年初被改编为红四团，杜衡以红26军政治委员的身份，向这支新组建的正规红军部队授予了印有镰刀斧头的鲜艳红旗。红四团成立后，在富平县淡村老户沟成功歼灭了该县民团三十余人，并击毙了民团首领，此战令国民党当局震惊不已，他们无法确切知晓红四团的人数和实力究竟如何。由于杜衡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他的背叛导致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遭受严重破坏，县委书记赵伯平、韩学理等领导同志被捕。敌人随后派遣两个团的兵力进行搜剿，红四团不得不撤离三原，转移至耀县的照金根据地。

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遭受摧毁，红四团亦撤离之际，渭北革命根据地沦陷于敌手。这曾是陕西党组织创立的首个革命根据地。自1928年至1933年，历时六年有余，为了奠定这块根据地，无数共产党人捐躯献力，数百志士命丧黄泉。在共产党的引领下，三原人民英勇奋战，接续不断，成功抵御了国民党反动派多次的进攻与围剿。然而，党内叛徒杜衡之流的背叛，使得坚守了六年的渭北根据地，在敌人手中仅数月便告失守。

自1933年7月28日杜衡被捕并背叛革命之后，他即刻投身国民党阵营，成为宋志先领导下的国民党陕西“中统”特务组织肃反委员会反省科的科长，专责策反被捕的共产党人。至1949年，随着大陆解放的炮火声声，这位变节者如同丧家之犬，随同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慌乱逃往台湾。1965年4月27日，杜衡在台湾病逝。

杜衡、袁岳栋、程建文相继叛变后，中共陕西省委遭遇重创，陷入瘫痪状态。在此背景下，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西地区暂时搁置，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26军赢得了宝贵的两年发展时光。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成功将陕甘边与陕北两个根据地融为一体，红军队伍得以迅速壮大，为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提供了坚实的后方基地。